《法制晚报》消息说，假证假章市场上，购买者近九成是“良民”，使用假证假章多是为了实现个人生计、事业发展而非犯罪，检察机关起诉这类案件数量下降，专家认为使用假证假章有损公平。
用假证的近九成是“良民”，但更多的“良民”没有用假证，这确实有失公平吧。但我想证件的事情，是不好这么简单地说公平不公平的。我有一个朋友，书出了几本，文章不计其数，但连初中文凭都没有，报社工作就不能评职称，领导倒说的坦率：是不公平，但怎么办，你就是弄个假文凭来都行啊。
在到过的每一个城市，我都看到过“办证”广告。这些广告书写或喷涂在电线杆、建筑立面或者水泥地面，书写内容简单到只有“办证”这两个汉字外加一个移动电话号码。
“办证”广告的普遍性，传达的信息是假证制造、购买与使用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之一。在所有非正规发布的广告中，办证广告可谓异军突起，已经超过“老军医专治皮肤病”。在江湖郎中开始承包进入医疗机构开始从游医到坐医的升级换代之后，“办证”作为不被许可的职业悄然开始了“灰色革命”，成为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首位“非法”营生。
“办证”广告书写内容的简单性，是意味深长的。这一简单的书写，表明假证制造并不针对特定的证件类型，而可以根据购买者的需要去制作任何一种证件，同时这种书写也隐约表明了社会日常生活中需要使用的证件种类的丰富性，哪怕以最粗疏的分类法也无法穷举证件的类型时，含混不清的“办证”反而拥有最明晰的内涵。而移动电话号码，既提供了稳定人际的联系渠道，也暗示了制作场所的非固定性，进一步地，可以认为制作假证是一个高度可移动的工作。
上述解读的正面理解是这样的，假证制造十分猖獗，假证使用相当普遍，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伪造种类的多样性和制证窝点的游动性增加了打击假证制贩的难度。
我们当然也可以从另外的方面来理解。假证行业的异军突起，表明了人们是对假证的巨大需求，需求量的巨大，使得假证制造成为一种在社会厌恶度上排列很靠后的非法行业。人们需要这么多类型的假证，是因为人们的正常生活需要同样多种类型的真证。
证件是一种社会甄别机制。日常生活需要的证件有多少，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经过的甄别程序就有多少。今天，一个人在某个地方正常生活，到底需要多少证件，恐怕没有人可以说得清楚。更加令人不能接受的，由于证件颁发既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收益渠道，越来越多的机构热衷于建立“准入制度”，各行各业都在推行“上岗证”，一个人要从事任何一种职业，甚至做保姆，都要有许可证。人们的正常生活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证件困扰，过度甄别使证件成为人正常生活的累赘，任何一个证件出现的麻烦都将严重影响人的生活，极端情况下甚至使人走投无路，没有了证件相当于人本身不再存在。
过多的证件既带来了证件申请的麻烦，也带来了证件保存的困难。证件的遗失、损毁、保存失向是经常的，在人员流动加大的情况下，人证分隔的情况也很难免。当证件遗失、损毁时，补办证件往往困难，使得严格的管理变成了笑话，许多城市机动车牌盗窃案件频发，原因就在于补牌困难使得失主很容易向盗窃者交付赎金。证件过多还造成了证件登记事项的失误，例如结婚证与身份证、身份证与户口本的姓名登记差异，足以让人在购买房屋、机动车时伤不完脑筋。
可以说，过度的社会甄别机制，以及为了满足这种过度甄别而在证件准备上的各种异常情况的存在，都为假证提供了市场。假证之难于打击，过度的甄别机制也出力甚多，因为证件要的越多，正常人缺失某一种证件的机会也越大，从而使用假证的种类和数量都增加了，打击起来自然困难，合适的甄别机制有助于集中力量去保证的基本身分证件的真实。
当然从根本上说，制造、购买、使用假证能够弄到满街横行而人不为怪的地步，既有社会过度甄别之力，也有社会更高层面不断示范弄虚作假功夫之功。社会的更高层面不以弄虚作假为耻，社会基层也普遍缺乏对弄假作伪的抵制，上行下效，云行景从，此之谓也。话已长了，暂且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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